编者按
世人皆知沈从文后半生从文学创作，转做“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成绩很大；但未必都知道另一位现代文学作家施蛰存，在几乎相同的时段里，投身碑拓搜集工作，成为他闲寂日子里生活的全部。如何理解施蛰存这一“金石”事业，这篇文章做出了体贴的讲述与梳理。
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年对于中国的一些不合时宜的文人而言，注定是一段岑寂的日子：无论是沈从文的惶然不安、蜷身故宫，还是施蛰存的闲寂终日，与金石为伴。如果说孤独无望的沈从文只能在古代服饰研究中寻找慰藉，那么施蛰存也只有沉迷碑拓搜集工作，竟日不辍。最终前者奉献出的是沉甸甸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后者则为《唐碑百选》《北山楼碑跋》等十多种金石学著作。对于那段历史人们早已习惯了健忘，对于他们所做过的工作也是当然地和故纸堆联系在一起，从而没有人能够体察到他们在这段日子里的内心真实感受。在这个意义上，《施蛰存日记》尤其是《闲寂日记》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心灵的实录。
晚年的施蛰存在鉴赏器物铭文（来源：zhwx.ecnu.edu.cn）
读施先生从容简约的《闲寂日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宠辱不惊的老人，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接洽着命运的安排。除了闲寂，几乎看不出失意的现实给他带来更多的影响。蛰居北山楼的老人，在他自诩的“四窗”中单单把创作之窗谨慎关上，但依然只手撑起另外三扇窗，在金石碑拓、外国文学、古典诗词领域自得其乐。严格讲，他以小说为主的文学创作早自一九三七年就已终止，转而致力于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解放后的五六年间，又做了大量的文学翻译工作；到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就只剩下古籍和碑拓成为他终日摩挲、赏玩的手边之物。他在金石学方面的成就，也主要得益于这个时期。这从《闲寂日记》里可以看得很清楚，或玩碑、或抄碑、或撰碑跋、或访碑购碑，竟日不辍，心无旁骛，几乎就构成了他在闲寂日子里生活的全部。而得碑之喜，玩碑之乐，也是情不自禁，跃然纸上。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得老友李白凤寄自河南的拓片，乃欣然记上一笔：“一日之内得碑十七种，摩挲至深夜，殊不觉倦。”而查阅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五年元旦的日记，能够排遣岑寂或聊以自慰的也只有碑拓：
晨起，独坐小室，殊岑寂。检去年所购碑本，凡唐碑十，唐墓志七，晋碑一。五年以来，去年所得最少。自朵云轩停止供应碑版拓片后，上海无地可得此物矣。郛休碑求之多年，近始得之，虽非佳拓，矣自足珍。(一九六三年)
尽日玩碑为乐，展阅所得旧拓西狭颂，下有望三益斋印，又盱眙吴氏珍藏印，始知此是吴仲宣(棠)故物，去自今亦百余年矣。(一九六五年)
集碑对于一个闲居的老人而言，是一种兴趣与安慰，但也是一种奢侈。在购买碑片和与碑片有关的古籍时，遇到手头窘迫，或只有慨然放弃，或欠下债务。放弃当然是很无奈的事情，而欠下的钱款也总是要还的，这时他能做的是卖书。卖掉手头用不上的书，买回自己想要的书，或者偿还欠债，这在《闲寂日记》里常有记载。如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卖去西书卅四本，得五十元，将以付千帆碑价”。虽是寥寥几笔，其实从中也不难管窥到当时文人的一种生活实况。一九六四年二月八日，施先生就又写到“卖去西书四十六本，得四十元，聊以卒岁”的事实。而次年除夕，“怀中仅余二元”(一九六五年二月一日)。对于岁末年初的囊中羞涩，施先生戏言：“昔罗瘿公甲子卒岁仅余一元，余已较胜之矣。”据施先生的自我估算，他的西书收藏量当在两千册之上，“十之九皆英文本”(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这些书除了抗争时期毁于兵灾四五百册外，“近年来陆续斥售者凡六七百册”。数字不可谓不惊人，以至于二十多年后研究三四十年代上海都市文化的李欧梵，还在旧书市场淘得施先生的不少藏书。
1963年，施蛰存在北山楼与所藏碑拓（来源：cnarts.net）单从石刻收藏的角度来看，《闲寂日记》无疑是一部金石学研究的重要资料。但它所包含的又绝对不只是这些。施先生对日记文体有自己独到的理解，甚至可以说偏爱。早在一九三四年，他就编译过一本包括托尔斯泰、曼斯菲尔德、乔治·桑、高更等在内的外国近代文人日记，认为它们均是最个人化的美文作品。而后，他又在《十年治学方法实录》一文中高度赞誉夏承焘先生的《天风阁学词日记》，“可以目为‘词林外史’，还可以入《今世说》”。他在对中国文人日记进行历史性概述的基础上，认为日记文学具有文学性与史料性的双重价值。但施先生不喜欢《求阙斋日记》《越缦堂日记》之类“早已意识到将来的读者”的日记，他喜欢的是《湘绮楼日记》《缘督庐日记》这种“为自己而记”的日记。施先生的《闲寂日记》就保留着后者的遗风，翻读它不仅可以获得某种见识，还可以看到一个文人的心境与性情。其记录集碑经历的文字，也可以做如是观；而另有一些文字，看似寥寥闲笔，实则也是别有意味。除了碑拓，施先生还在日记里用轻简的文字记录着与亲友之间的活动，让我们看到了在他书斋之外的日常生活。比如和妻子的相濡以沫，对子女的牵挂之情。因为历史的原因，自己蛰居在家，而子女则是天各一方，有的远在新疆，有的孤身西南边陲，以致有个病痛，也只能老夫妻俩互相照应，搀扶就医。而作为对子女的一种挂念性文字，日记里惜墨如金，只是就子女何时来何时走，或何日得信何日复信，草草记上一笔。只有读一九六三年八月四日的日记，才能体会到一个做父亲的真实心情：“迈儿成婚，家下无余屋可作洞房，因假雷君彦丈家小楼一角为临时合卺之所。今日迈儿假满去南宁，计新婚休假只二周耳。婚事草草如此，亦可兴慨。”另外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八日，施先生六十寿辰。上日记载：“明日为余六十生辰，儿媳辈为治疱，晚间暖寿，颇不寂寞，惜诸子均不在耳。”当日又记：“自念入世匆匆六十春秋，多在刀兵水旱政治纷乱中过却，可谓生不逢辰矣。”这是日记中仅有的一次对命运发出慨叹！多少让人联想起他的小说《妻之生辰》中主人公的影子，算是闲寂生活中又一种心理写照。但总体上看，施先生还是一个身处乱世、处变不惊的人。每逢传统的纪念性日子，比如儿子成婚、自己和老伴的寿辰，还有冬至祭祖、老人忌日、重五薰术蘖饮雄黄酒、赴杭州西湖边祭祖等，他也会按着旧俗去做，然后记上一笔。在他处理日常生活的迎来送往当中，完全显示出来一种从容不迫的作风。所以读他的日记，就会有闲寂、简约之感。其实这本身也正代表着一个历经磨难的老人面对现实时所保有的从容处世态度。
作为30年代“新感觉派”小说的代表人物，施蛰存在心理分析（尤其是女性）小说上进行了卓有成就的探索。《妻之生辰》，收录于施蛰存于1934年出版的小说集《善女人行品》中。图为《善女人行品》，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版（来源：douban.com）
至于和朋友之间的交往，日记里记录最多。施先生首先是一个创作型文人，然后才是一个研究型学者。这决定了他的性格比较外向，喜欢结交朋友，而不是深居简出、苦坐书斋。早年他和戴望舒、杜衡、刘呐鸥、叶灵凤、姚蓬子等沪上文人，乃至从北京南下上海的冯雪峰、沈从文等，都有过不浅的交情。这种圈子里的交往对他进行文学创作、主持刊物等都起到过重要的帮助作用。可以说在余暇里寻访寻访朋友，是施先生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惯或乐趣。这一点，无论是读他的《同仇日记》，还是读《闲寂日记》，都不难发现到。战乱时期他是如此，敢于冒着空袭之险在上海的里弄串门；政治敏感的时代里，他也一点没变，还是乐于找好朋友稍聚聊天。清寂之余，他和程千帆、沈祖、叶灵凤、启功、李白凤，和郑逸梅、金性尧、周煦良、孔令俊、张静庐等朋友之间，或是书函问候，或是登门造访。这既是他的一种秉性，也可以看作文人间的一种交游传统。
和朋友之间的来往交流，一来可以获得一些外面世界的信息，二来也可以借此机会把自己从幽闭的环境里放出来，散散步，透透空气，或者换个好的心情。在日记里，施先生对于外面听来的消息往往会注上一笔，而对和朋友间的具体谈话内容则隐而不论。其实施先生很健谈，和朋友聊上一两个小时，也只能算小谈。这除了说明他知识渊博之外，还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具识见的人。在知人论事方面，往往出语精当，自成一家之言。所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当是他的又一脾性，凡读过他的奇文《一人一书》的人，对此应该不会有所异议。而在交友上，施先生也保持着这种一以贯之的坦荡率直性格。读《闲寂日记》，我们会发现他去邵洵美、韩侍桁家走动较多。邵洵美当年在上海滩是个颓废的浮浪文人，富家产，留过洋，著有唯美主义诗集《花一般的罪恶》；而韩侍桁主要从事过文学的译介与评论工作，曾被鲁迅划入“第三种人”行列。他们和施先生一样，走的基本都是和左翼作家相异的“纯文学”路子，建国后遭遇冷落也就一点不意外。在一个政治气候异常敏感的时代里，像邵洵美、韩侍桁之类的失意人物，一般人避之且惟恐不及，但从施先生的日记来看，他与二位的来往一如既往，或坐而小谈，或借还书籍，可谓不偏不倚、无拘无忌。这一点是那个时代里的风派人物远所不及的。
施蛰存《闲寂日记》，所收日记始于1962年10月1日，讫于1965年12月31日，记录了施蛰存这一时期的“闲寂”生活。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来源：kongfz.com）施先生是个顾念旧情、胸怀坦荡之人。其实他不仅重情，而且尚义。从这层意义上读《闲寂日记》，还可以看出他的某种急公好义之举。其松江乡贤、前辈诗家姚雏老先生，遗稿十六本。施先生得之，便把编定工作视为己责。其实这时候的施先生自己尚且境遇不妙，右派的帽子是摘了，但“禁锢未解”，送审中华书局的《水经注碑录》，被全稿退回(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日)。然而他还是着手了这项工作。“鹓公诗尚不亟谋刊行，零落堪虞，此固后辈之责也，余当力为图之。”(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四日)这种不遗余力尽乡里之谊后学之责的心迹，诚可为之做一叹！笔者一九九五年因写作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论文，经华东师大的陈文华老师(施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昭苏日记》中常有提及)引见，与施先生在他的愚园路寓所幸得一面之缘。闲谈之中，他得知我来自南京大学，便询问起已故曲学专家钱南扬先生的遗稿整理出版情况。施先生与钱先生当年同在松江中学执教过，算是故交。钱先生早年求学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国文系，师从曲学大师吴梅先生专事南戏研究。从一九五九年起执教南京大学，一九八七年故世，著有《宋元南戏百一录》《宋元戏文辑佚》《戏文概论》《元本琵琶记校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等。因我对钱先生的遗稿整理工作也不清楚，答应回去细问。后来施先生在一封复函中又再三嘱托：“我希望你向南大中文系任曲学的老师反映一下我的期望，为钱南扬编一个全集，你们南大是曲学的发源地。”(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致笔者信)话虽不多，但语重心长。施先生的这种不遗余力尽朋友之谊学术之责的心迹，诚又可做一叹！前后二事，世事变迁，施先生的境遇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他宠辱不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体现出来的依然是一贯的做人本色。
“年轻时，一家一家的去看朋友聊天。现在年老了，朋友一个一个的去世，不再是一家一家的去，而是一个公墓又一个公墓的去访问朋友了。”施先生曾引用这句译诗表达自己对已故朋友的怀念之情。劫后昭苏的他在走出闲寂的日子之后，除了学术工作，做得最为忙碌和认真的事情便是以文祭奠故人，以及关心故人的文稿整理出版事宜，从而尽可能做到还他们以清白，付他们以公允的评价。对于喜爱寻访朋友的施先生而言，这已是另一种与朋友谋面的方式。但无疑也是最见心性的一种方式。(《闲寂日记》《昭苏日记》，施蛰存著，文汇出版社二〇〇二年一月版，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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